毛线织的围巾，两米多长一条，两头挂着流苏，往脖子上一搭就自觉是《上海滩》里的许文强，还得是发哥那一版。

但真的要保暖，围巾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是对折在脖子上绕一圈，然后把一段从对折的口子中间穿过去，再拉紧——就是那种要把自己勒死的绑法。

不要问何米是怎幺知道的，问就是她被何美兰勒过。

嗯？

何米突然有主意，操着一口蹩脚又矜持的京粤台闽混合神奇口音：“围巾当然是要的啊，不过唔是叮好啦，何美兰，何美兰在哪里呐？定的二十万袜子准备好了没有呐？”

二十万这个数字一飘过，登时连嘈杂的市场也安静了。

是，此时的义务是富裕，可这个富裕也仅仅是“万元户”的普及！

十五万？

绝大部分商铺一年的销售额也不会超过二十万！

但能不能吃下？

必须能啊！

一家店吃不下，这里光卖袜子的就有小两千家！

“轰”的一下，原本招呼客人的商贩登时全都涌过来了。

“您是港商？”

“何美兰是谁？”

何米操着口音把老妈的样子年轻三十岁重复了一遍，又拍出张蓝色四人头的百元钞：“有没有人帮唔去找找啊？找到唔给钱呐！”

一出手就是一个月工资啊！

果然壕气！

人群被金钱刺激，反而一静，过了一会儿推出个头来，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瘦小，但一身敢拼敢闯的莽劲。

何米居然还认识，姓冯，人送外号提篮女，敬称冯姨，敢追着县高官拍桌子的主儿，硬生生追出了义务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和后来三十年的富裕发展。（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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